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夏立 陈炼）近日，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中国教育学学术话语体系与创新研究基地”主办，华东师大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承办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八届（2020）学术年会“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问题与路径”主题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吴瑞君教授致辞。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朱军文教授主持论坛。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11位专家学者作主题发言，共同凝聚话语智慧、探讨发展路径。  

   吴瑞君表示，话语体系对于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华东师范大学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基地的建设任务，学校每年都在持续加大投入，支持话语体系建设的项目制研究。针对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学校早在2018年就已启动相关研究工作，成立了由李政涛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的“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研究中心”，该中心也是全国首家教育学科的话语体系研究机构。本次论坛以“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问题与路径”为主题，旨在对话语体系研究的具体内容与发展方向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

   建构当代中国的教育学话语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丁钢的发言题目为“知识生产与概念工具”。他提出，中国教育研究要在全球教育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思考理论生长与实践经验。国内外的教育研究都离不开概念工具，概念是知识生产与理论体系的基石。教育理论概念的建立也是来自于经验研究即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和实践，概念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在彼此互动中关联和互涉以解释和阐明教育现象。我们不能把概念当成事实去理解，任何理论概念并非静态，而是一种运用概念进行思考的过程，因此理论总是处于不断分析和再实践的过程中，由此不断地重构自身。

   山西大学侯怀银教授从大教育学视野探讨了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他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认为目前对于“教育学中国话语”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对“话语”等理论概念的认识理解多来自西方研究。当前“教育学话语”的内涵包括教育学科话语、教育学中的话语和教育实践中的话语。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亟待突破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要突破学校教育、基础教育领域建构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建立共同的话语平台。二是突破教育学学科界限建构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努力探索教育学科不可替代的话语价值。三是突破西方话语建构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立足我国语言文化传统积淀，以我国的文化传统与语言文字为重要工具。四是突破抽象形式建构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特别是要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符号理论，用以指导当代中国的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

   曲阜师范大学谭维智教授认为，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要回到中国话语的核心概念原点，以中国教育的现实存在处境中生成，同时按照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对教育的理解来构建教育话语体系，从而形成具有解释力、建构力和指导力，以学习、师表、民生等核心概念为主的“为学”“为师”“为政”的教育话语。另外，我们应明确教育学核心概念的嬗变与重构不仅要遵循其基本逻辑，还要关照文化逻辑和时代逻辑。

   华东师范大学吴刚教授从词源学切入，分析了“话语”的基本定义。他表示，话语分析是语言人类学和思想文化研究的主要关注内容。“中国话语”的四种表达方式具体含括：一是以中国文化传统解释当代教育、二是从中国文化的传统中转化概念、三是围绕中国问题的教育研究、四是面向中国教育的开放性研究。他提出，教育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研究的想象力，学科研究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的相互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黄忠敬教授从中国与西方教育研究的比较出发，分析了中西方教育话语体系的现状。他认为，我国教育话语体系的建构要摒弃西方中心论立场，由西方中心转向中国主体，同时要突出“教育话语”和“教育学话语”的特殊性，强调教育学科的话语与自然科学话语的差异。为建构好教育学的中国话语方式，亟需做好三个方面工作：第一，要回到我们的文化传统，在继承中开拓创新。第二，关注中国教育实践，扎根中国大地，研究中国教育经验。第三，要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

   华东师范大学王保星教授基于教育史学的视角检视了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外来因素。他从道尔顿制中国化命运，到卢梭、夸美纽斯和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论引进中国，提出教育话语要关注言说主体的问题。他认为，教育话语无论是作为一种语言还是作为一种权利的表达，都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教育在世界上的地位。

   为世界提供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

   陕西师范大学龙宝新教授在文化中国意义上阐释中国教育学。他提出，中国教育话语是文化中国的重要构成，中国教育学是中国教育话语最集中的表达。基于“文化养人论”，中国教育学是一部文化养人的教育学，包括了两项重点内容：一是应明确中国教育学的立基点是育人而不是自然科技。二是“文化育人”的基本功能不是教、而是养。此外，还应明确中国式的表达是中国文化的表达，是中国人习惯化的教育表达、是中国人自己生产的本土化的这样一个教育话语、教育词汇、教育命题。中国教育话语系统是最密集的中国教育概念的集成，我们必须基于“中国教育”命题，倡导内生式的中国教育表达。

   北京师范大学康永久教授在城市和乡村的意义上划分出了两种教育学形态，一是城市教育学、二是乡村教育学。他表示，现代乡愁性质中所带的多为城市情结，当下广泛倡导的劳动教育的概念也多为城市取向，并不完全是乡村经验。

   华南师范大学肖绍明教授探讨了对话教育方面的主体与责任问题。他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话教育一直是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中较为重要、核心的教育基本理论，它的革新和完善推动了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发展。对话教育中的强弱主体、交互主体、主体间性等都是重要的主体身份之一，对话教育带来了人们认知的变化。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每一个受过对话教育的研究者、工作者和普通大众的共同参与，每个人都应发挥自身价值、承担责任。

   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常务副会长丁书林在课程教学意义上解读了话语体系的实践价值。他认为，当前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有三个时代背景，一是人类发展转型期、二是中华复兴机遇期、三是教育革命不确定期。课程教学的话语体系应建立课程教学的元认知，加大服务教育决策的投入。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中国教育学学术话语体系与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政涛教授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新时代赋予了我们挖掘、探究教育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要在全球视野下进行，特别是全球教育知识发展的背景之下，中国教育学话语研究不仅要为世界提供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更要在教育学知识层面作出理论贡献；要在知识生产和概念工具的视域下进行，话语是理论的主流范式；要在跨学科背景下进行，教育学科要和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共同合作，实现话语体系的融通和滋养；还要在传统文化语境下进行，通过对我国传统教育智慧的梳理与凝练，发现教育学中国话语的历史独特。我们应明确，这一研究课题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亟需更多跨学科、跨国别的高质量研究予以回应、解决和创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